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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交通和建筑都是消费型的排放，在生活水平还在上升的阶段，这些排放都是在增加的。建筑和交通排放，在上海还处于上升阶段。
但是一个社区或群落的电力消耗却可以平衡分配，满足真实需求。很多专家认为北京的交通排放和拥堵居高不下，正是因为规划选择：城市功能太集中，配套功能一环又一环扩散开去，居住区域大多挪到了城区边缘，平均每天上下班通勤时间接近2小时。事实上，绿色建筑群落能够为完善区域内部以及之间的能源分配和供给提供更大的空间。对于城市自身不能解决的问题，联合周边功能配置可能是更好的出路。
上海港也是当前世界集装箱吞吐量最大的港口。而同期美国人均碳排放2006年为19吨，2011年为17吨，呈明显下降趋势。工业减排无疑是城市减排重点。上海尚存的其他使用燃煤锅炉的重化工企业如何消化吸收外三的技术和经验，值得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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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大建说，空间紧凑功能混合的规划可以提高减排效率(单位GDP的碳减排)十倍，而单纯的交通、建筑的低碳减排措施效率只有两倍左右。它们象征着这座城市的繁荣，是很多人脑海中最鲜明的上海印象。
所谓碳锁定效应就是指由于产业结构对传统能源特别是煤炭的依赖性大，导致碳减排困难。”吴力波说，上海现在人均2万美元的GDP量，还差得远，而新加坡已经达到了5.5万美元。上海也已经在采取多项策略，在建筑等领域进行综合减排。”吴志强认为，绿色群落的概念其实是把城市作为一个生命体来综合考量，并使之不断生长和完善，“一个真实的很好的生命体不能离开它所处的环境，它需要地区的生态条件，地区的劳动力，需要地区更好地保护传统和更恰当的资源供给。未来的上海未来的上海是什么样子?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吴力波认为新加坡模式值得借鉴。诸大建指出减排误区现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现在全国一说减排，就是新能源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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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长江出海口的这座城市，2015年 GDP总量领跑全国，是中国大陆最国际化的大都市和金融中心来源：燃料二氧化碳排放-2015年综述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能源署，2015低碳发展的目标就是经济发展和碳排放脱钩。
至于管理措施，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吴力波说，可能要结合碳交易等市场措施来倒逼碳减排的行动，并期待更多绿色技术在市场作用下出现。享有全球最清洁火电厂美誉的上海外高桥第三发电厂，就通过提升技术，大幅度提升煤炭燃烧利用率，并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颗粒物排放降低到比天然气发电还清洁的程度。戴着工业"脚镣"减排从上海外滩向黄浦江对面望去，以东方明珠塔为代表的高大楼群夺人眼球。城市布局是未来减排动力和工业占比一样，城市结构一旦固定也会出现碳锁定效应，要扭转过来很难。
第一，中国碳来源主要是生产型的工业排放，所以在交通和居住需求未满足的时候谈减排提前达到峰值，是不现实的;第二，单位面积碳排放强度的减少不等于碳排放总量的减少，因为人均拥有的住房面积随着经济发展是上升的;第三，低碳城市其实是发展问题，中国还在发展，必然会有排放。外三发电厂总经理冯伟忠估算，按照全国每年20亿吨发电用煤计算，如果全国电厂都按照外三的标准进行节能改造，每年可节省6000万吨标煤，减少80%的大气污染物排放，火电对大气环境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比如单栋建筑的电力峰值调控可能很难。只有当由技术与管理决定的碳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的速率形成对冲，才能实现碳排放的零增长，这需要调控经济增长的规模与速度。
工业减排无疑是城市减排重点。早在2011年就有报道称因为电力、石化和钢铁等重工业仍然是上海支柱产业，碳锁定效应难以避免。
对应不同的功能定位，上海各区域的优势发展方向也做了差异规划。事实上，绿色建筑群落能够为完善区域内部以及之间的能源分配和供给提供更大的空间。“我们并不是不做单栋的绿色建筑。到港的集装箱，将通过航运或陆运送达内地，因此成为上海交通碳排放最大来源。
中国的经济还在持续增长，生活水平也将继续提升，碳排放在一定时期内也会相应提升。究其原因，用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诸大建的话说：中国内地的技术以及运营管理能力与上海悬殊很大!诸大建说，大型的重化工企业管理要求高，位于出海口的上海进行承接，对国家和区域协调发展来说是最佳的选择。
诸大建认为，放眼未来发展，制造业仍然会占上海GDP比重达30%左右，上海要迅速减排绝非易事。据中金公司研究部报告，直至2014年，新加坡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仍达26.2%(上海为35%)。
如果以GDP来衡量，“上海可能要到人均GDP3万、4万美元的时候，才可能说和碳排放脱钩。它们象征着这座城市的繁荣，是很多人脑海中最鲜明的上海印象。